两个克里奥尔人

Courbet【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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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时候，我顺着书柜随便抽了一本书，这成了一种习惯，人们常有些迷信的习惯，会觉得随机本身就带着某种暗示，这也是纠结的终点。

我看到了周洁茹的《那加》，写的是她在美国时的一位阿拉伯邻居，写了那加的生活，大房子，残疾的子女，和一去不复返的夏天。

周洁茹大概是我唯一认识的真正的作家，我只知道她年少成名，和不同于常人轻柔冷峻的触觉，我在她的朋友圈，和她在我的朋友圈，应该都是非常奇葩的存在，而与她奇怪的相识，也成为我生命里一种独特的暗示。

所以我读着她与这个阿拉伯女人的短暂交集，就突然想到那两个克里奥尔人，我在毛里求斯那四年，认识那么多的克里奥人，我就只想起这两个来，不用很费力地回忆。

有一个是当地的雇员，那是我刚去赴任时的同事，叫艾薇还是凯瑟琳，忘记了，这两个名字都是很美丽的名字，拥有这样名字的女孩，听起来就像周慧敏，或是林徽因的感觉，但是却与想象区别很远。

凯瑟琳是个很胖的姑娘，克利奥人很奇怪，她们不太像印度人都是瘦瘦条，姑娘要不就是身材婀娜得衣服遮盖不住，要么就算是胖的衣服遮盖不住，她是后面那种。

可虽然是后面那种，但她的脸其实并不臃肿，仔细看秀丽的很，我在澳洲时看到好多这样臀部坐下就看不见椅子的女人，她们的脸和身材差不多的比例，但这就是克利奥人的优势吧，他们是岛上白人黑人的混血土著，混血的基因常常都很极端，特别优秀的和特别平庸的。

按照这个标准，维奇和凯瑟琳都应该算是后者，我来了后第二年，使馆门口的警卫中风了，挺好一个老头，就这样突然消失了，维奇是合约保安公司的保安，便开始在岗亭的站岗生涯。

维奇来的时候，我的英语已经可以自由的对话了，不仅可以聊天，甚至可以开玩笑。凯瑟琳和华人雇员帮了我很多，每天一起办理签证，我常找她们聊天，克利奥人都很热情，凯瑟琳什么都说，还会教我一些克利奥语。

所以当我用克利奥土话和维奇打招呼，他眼珠子都要翻出来了，厚厚的嘴唇乐得合不上，维奇也很胖，但是没有凯瑟琳那么胖，有点中年的啤酒肚。我起初不知道他们的肚子哪里来的，因为所有克利奥人的午餐都是一个kebab（法式肉夹馍），或者是一个三明治、一个汉堡。

这样大小的午餐，我一顿大概能吃六个，凯瑟琳就吃一个，维奇也就吃一个，这让我有些困惑，这并不合情理以及维持日常的能量消耗，可当我看到他们的下午茶，舔着齁甜的点心，才知道克利奥人糖尿病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我走到哪里，有别人给的点心，我就包着，回来看到他们，顺手给他们，若无其事的走掉，然后听他们在后面喊：“Ohmygod”我的上帝，Liao，你太好了。

就一块点心的事，就可以快乐一下午，凯瑟琳是个老姑娘，跟父亲住在一起，每个月领了工资，她首先会去买甜点和酒，周末一大家人去flic&flac海滩，唱歌跳舞喝酒，二十六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维奇也会去海滩，但他住在岛南，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要大概两个小时，毛里求斯的公交车走的很慢，到南边去要绕山路，他说，liao，你知道吗，我的家正对着一片海滩，美极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做什么吗？

什么？我以为他跟凯瑟琳一样，说喜欢喝酒跳舞，他却说，我喜欢看飞机从我眼前飞过。

毛里求斯的机场就在岛南，好多次我开车环海经过岛南，看着飞机一架架从海边盘旋落下，就会想，这片村庄，还是那片村庄，是维奇的家呢？

维奇年纪挺大的，他说有三十七，但又说户口本丢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世，他跟姐姐住在一起，姐姐有残疾。

凯瑟琳辞职的时候，我好像在休假，没有打个招呼，后来有次我在海滩还看到她，我送给她一瓶车上放的红酒，她还是那样夸张的举起双手，放到下巴上，瞬间绽放出一朵胖乎乎的花朵，大喊ohmygod liao ， u r so cute。

维奇其实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克利奥人心浅，装的东西少，他们也知道，有时我觉得有些不太公平，我一眼就看到他们人生的蔓延，欢乐还是不打折扣的欢乐，汉堡还是每次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生，而他们，连我一句话的隐喻都听不出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比如维奇问，liao ,北京真的好吗？我说为什么你这么问，他说，我没有出过国，我觉得北京一定很好。

我想着安慰他的话应该用英语怎么表达，他喝了一口啤酒，自言自语的说，

虽然很好，但是肯定不能在海边看飞机起飞降落，对吧。

这倒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