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求斯四年 （一）

朱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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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看梁实秋写《清华八年》，那时书就摆在汽车4S店的书阁上，无论书皮还是大小都显得很突兀，那么多的书，我一眼就挑到了这一本，大概是因为梁实秋那三个字是鎏金的，很显眼。

那民国四年的事儿，读起来却并不遥远，陌生的反而是十四五岁的年纪，直隶省和还是小乡镇海淀的叫法。

那时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写写毛里求斯那四年，有一天。

那时我回来并没有多久，湛蓝的海水和轻柔印度洋的风还会在睡梦中出现，所以并不着急，我要等到有一天，当这一切都消失的时候，再写。

董老师要回来的信息让我意识到三年又三年，时候到了。从她起，那里的人和事真的忘得差不多了，那里的一切如今只在我电脑的照片里。

在毛里求斯我照了很多照片，每次当景人映入镜头时，我都会对自己说：“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份感觉，它不会再回来了。”

我喜欢盯着人的眼睛，看里面盛装的心情，我喜欢站在一片景中，然后拍一张没有自己的照片，可所有的色彩和放置，都写满那刻我的心情。

我把这些照片整齐地按年份归类到电脑的文件夹：2013、2014、2015、2016、2017,然后关掉。

头也不回。

事实上人就是这样，回忆时早就筛选掉了不愿想起和不愿面对的时刻，而其实身处之中的每一天，都混杂着复杂的情绪，如同现在的境况，一半是欢喜，一半是迷茫和不真实感。

我花了很多年才说服自己，相信此刻是最幸福和值得满足的，因为此后的每一天，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当我在Flic en Flac沙滩向大海里扔小石子时，在黑暗中穿梭在两米高的甘蔗林时，从飞机舷窗俯瞰这印度洋中的小岛时，我的父亲还未病重，我还是一个喜欢踢球和对电子游戏痴迷的男生，这个世界还算友善，没有到处是病毒，还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做的事情。

即便那时一点点的彷徨和思乡，在现在看来都变成了蛋糕上的巧克力粉。

我第一天到的时候就很恼火，虽然中转房同事们早已收拾干净，大家都在门口很友善等我，要看看这个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大致会给这个院子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到处都潮得滴水，我睡的床上掀开被子就是蚂蚁码成一圈，它们既不是在搬蛋糕，也没有动的意思，倒好像是在做法。

六月是毛里求斯的冬天，也是旅游的淡季。路边的人都穿着短袖，走路也很慢，我跟他们走在一起，总是不自觉快一拍，然后用很奇怪的节奏慢下来。

我要去超市买些杀虫剂和生活用品，尽快搞清楚如何安定和生活下来，同事说住的地方往南不远有个Super U超市，我就走着去。

我也曾这样走在柏林的街头，在抵达毛里求斯之前我去德国短暂培训，然后从巴黎转机，这是我第一次将要在国外生活，冒险的情绪盖过了所有的一切，我想用步履去丈量和体会。

后来有人跟我说，晚上最好不要一个人出去走，即便是Super U这样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路程，即便Belle Rose警察还算负责，但白天是白天，晚上是晚上，在没有车之前，最好是不要一个人走，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你的安全。

这大概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切身体验的警告，原来这么美丽的国家，在介绍里看到“治安良好”的意思也可能只是恶性案件不多，小偷小摸原来只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稀松到无人再提。

那就像在柏林同行的两位同事听说我第一天就跑到某个区在那里踢球，吓得一身冷汗，因为那里是柏林本地挂了号的不能瞎去的地方，有黑帮有瘾君子。

难怪球场朋友看到我都一脸诧异，大概那个地方从未出现过中国人面孔吧。

我喜欢的那些永远看不腻的印度洋云朵、写着繁体字如同80年代香港电影中的复古中国小商店，还有车辆非常有礼貌等待行人路过的礼仪后，有着这个世界遵循的规则，而他们既想象不到彼时北京漫天雾霾带来的绝望，但也体会不到深夜不设防的安全感。

而自柏林分开后，我再也没见到那两位很聊得来的同事，那时的我执信我们会成为好友，但她们让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这个世界的一面之缘。

热得冒汗的冬季，我和衣而睡是最正确不过的选择，因为第二天一大早醒来，被我清理完蚂蚁的床中央，又冒出同样一圈，头冲里，屁股冲外，动也不动，全部死掉了。

这一切，悄无声息的发生在头夜我几近失眠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