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而道远
密密麻麻的监控像不像麻雀停在枝头
本来想留着写一篇大的文章，但拖来拖去，眼看着记忆都快稀薄了，还是记一笔吧。
还是那天去北坞公园的事，其实也是我那天印象最深的事。
孩子们去公园就跑散了，我没走太远，就在湖边一个角亭坐下来休息等她们。
我去的时候，歇息的人很多，就那么一个位置，旁边有个外国老太太。
我也没在意，就坐过去看风景。
然后忽然听见别人在问她，说你中文说得真好。
她说，还行吧。
有人问她哪儿来的，她说丹麦。
随着闲聊加深，很快话题就自然而然进入到对“你怎么看中国”，“你喜欢中国嘛”，“你做什么工作的”，“你是一个人吗？”，“你中文哪里学的”这样窠臼的话题上来。
老太太虽然不太愿意，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她十二年从丹麦来中国，现在在海淀一所私立幼儿园当英文老师，在这里是等她一位朋友。
游客来了一波又一波，问的都是上述类似的问题，她也有点不想回答。
直到有位游客把相机对着她拍，另一位游客问：“你多少岁啊”时，我才扭过头对那位游客笑着说：“咱们不问外国友人年龄，特别是女士，那其实不礼貌”。
然后她就笑着看着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也算解了个围。
我们聊了起来，我说，你在中国，会不会感觉周围像个大熊猫一样看着你。
她说习惯了，也有很多问题很rude ，似乎大家都只在乎自己的外貌不同。
我说你们那边的人，好像有点社恐，排个队人跟人都隔很远，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而接下来说的对话，超出了我过去与外国友人交谈的内容范畴。
她努了努嘴，说，你觉得周围这样的攀谈，就一定意味是相隔很近吗？
然后问，你很熟悉你同楼层的邻居吗？
她是想表达， 所谓的“近”和“远”是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的农村，过去可能大家邻里熟悉，但在大城市，其实大家都是陌路。
旁边有位游客不乐意了，说，我们中国在农村里大家还是很近的。
她说，大部分村里的土地矛盾，据我所知，是最大的，人与人的猜忌也很多。
那位游客有点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知道这个人不一样。
于是我说，中国人还是善良的，只是表现得比较拘束，中国太大，发展太快，就像列车的头尾，大城市、小城市、县域、差别很大，每个地方都不能一概而论。
但其实，只要你跟他们熟络起来，大多数都很好，也很安全。
她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她说刚到自己住的那个小区，头两年她跟别人打招呼，别人都觉得她很奇怪，很尴尬，但是她坚持做了两年，现在大家都跟她打招呼。
我说你看，其实不论在丹麦还是中国，关键的是你这个人，你愿意交朋友，就有朋友，对吧。
她说对。
我说我去过哥本哈根，小时候挺喜欢大小劳德鲁普的，她就很高兴，也就谈得更深。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谈起，谈到北京的教育，谈到她的去留，谈到欧洲的文化和现状，内容很多，看似和谐，其实交锋也很激烈。
比如我说中国人善良的时候，旁边有位游客也是好心，就说中国人比日本人善良，我们绝对不会去别的国家烧杀抢掠，也不会排核污染水。
她没有直接表达，而是说，你们中国历朝历代对自己的百姓可不好，杀了多少人，一个饥荒几百万人死，史料都不详细记载，难道这样就很好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其实也是偷换概念。
我说这样并不好，但是不同时代也有差别，封建时代，欧洲君主所做的，十字军东征、宗教镇压来说，其实各国封建时代都有类似的黑暗，不只是中国。
但是中国的确不会像日本那样，跑到一个国家的城市屠杀几十万人，有小礼而无大义。
我建议她去一趟南京或东北，看看博物馆。
之所以对屠戮几十万无感，而对中国历史“对自己人不好”这种风牛马不相及的概念形成记忆的对冲，源于她在日本生活的经历。
她说日本人都很含蓄、礼貌、干净，可是中国很多小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上厕所不冲水，随地吐痰。
我跟她说，我来自湖北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我小的时候也随地吐痰，我们那的厕所都没有马桶，但是后来考到北京，你看到了现在，也不会再那样做了。
我说，一个社会的发展难以逾越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饭才开始讲究礼仪。
她质疑，可是我教的幼儿园，她们的父母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啊。
我相信她说得没错，只是希望她再到处看一下别的幼儿园样本。
我承认中国的父母更专注于培养孩子的“狼性”竞争力，对于人本身的挖掘，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关心得比较少。
我说，我相信再发展五十年，中国的孩子一定也能像更加干净和礼貌。当然，她说的这种教育我个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如果我是校长或院长，一定会聘她当顾问。
她哈哈笑，能够听得进去我的解释，觉得有道理。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有位海淀爸爸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关于孩子的教育。
他说家里有个海淀妈妈，很卷，跟孩子关系很不好，但是在中国这是没办法的事。
老太太很不客气，说，这不是你逼的吗？你们问过孩子的意愿了吗？
那位海淀爸爸说，我也没办法啊，别人都这么卷，我们不做不行啊。
我其实不同意，问：什么叫没办法，别人都那么做，就是对的吗？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啊。
海淀爸爸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老太太问：你是不是很久没陪过孩子。
他被问住了，他的工作是建筑设计，疫情三年，一直在外，回家没两个月。
老太太不太客气，说你这种家庭关系好不了，你都不陪孩子，关系怎么好，关系不好，学习最后也很难好。
海淀爸爸也解释，为了生计，没办法，他为了家庭特地从民企调到一个国企，但现在又被单位的官僚主义逼疯了，做一点小事都请示汇报，大家都躺平，想移民。
她说，都是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用那么痛苦，也不用赚那么多钱。
他说，不赚那么多钱，怕孩子以后受苦啊。
老太太反唇相讥：孩子现在需要的是钱吗？
讨论很激烈，我安慰他说，其实在国企，你也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比较劲，到哪里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然移民也没用，各有各的困难。
老天太还拿出了手机里她父亲给他的一些留言，其中就有一本圣经的内容。
她问我有没有看过圣经。
我说，新约还是旧约，我都翻过译本，对一些故事印象很深。
其实，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和华人朋友讨论圣经。
很多事，你只有了解了，才有可能去交流，而且，了解的基础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和认知，才能对于一些说法更超脱和辩证的看。
而不是轻易的就被轻信和说服。
那天的聊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和文化，没法都写完，但是我有个感受就是：
我们千万别觉得外国友人越了解中国的文化，就会越爱中国。
其实，外国人越浅层次了解中国，才会越喜欢中国，真往历史、制度里去研究，他们只会越来越分裂。
再往下挖，只有真正的中国通，才有一部分是真的钦佩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现在的宣传、理解，其实非常浮于表面。
中国的文化，和全世界都不一样，是一个另类。
你会发现，外国人的逻辑是很奇怪的，很多外国人到中国，一旦钻下去学习，其实困惑比收获多。
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历史、现状的理解水平。
你说服不了自己，也不可能说服外国人。
这便是我最大的感受。
那一天我知道，想半天扭转她的印象是很难的事，像她这样带着一些“偏见”还算友华的外国人很多很多，需要很多的时间才可能做通她们的思想工作。
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不是我们现在办几个活动就能想说清楚的水平。
需要先交往，再交流。
可是，谁有那个闲工夫呢？
过了一会，沐朵和牧野来了，我给她介绍了她们的出生经历，说沐朵喜欢踢球，牧野是在非洲时怀上的。
她很惊喜，说你也在非洲，我在肯尼亚生活了五年。
越说越近的时候，我却要离开了，下午还有事。
我们互留了微信，我也不知道留微信是干什么，但总觉得有必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让她也逐渐了解，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因为她是在幼儿园做教育工作，只有她发自内心更了解中国的复杂和深刻，在私立幼儿园教出的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未来可能出国后还会对中国有好的念想。
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这都要花功夫。
但前提，是自己的心要定，你定，别人才能感受到。
就像我抱起孩子举到头顶的那一刻，她就很高兴，这一定和她的教育理念相近，要陪孩子，才能改变孩子，钱很重要，但在教育中没有那么重要，也不需要报很多班。
只有理念相通，才更好做思想工作。
因为思想一旦定型，极难扭转。
所以，软实力的构建，文化的深层次解读和通俗表达，虽然看不见，但极为重要。
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复杂的交心，复杂地讲好中国故事。
每个国人都是国家的一面镜子，任重而道远。
沐朵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