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

《浮士德之花》，刘晓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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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和大家说起来，这是对这段生活反馈最多的一句总结。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只有九个字，却包含很多复杂的心绪，可能这一段时间来的人或事给自己烙下深刻的印痕，可能因为这辈子能短暂体验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而感到幸运，也可能充满借而未调，有缘无份的遗憾。

同事去华侨大学出差，这次时间很长，虽然繁忙却不紧张急促，于是有机会见到很多以前因为借调而一起工作的朋友。

当我们谈起一个陌生的城市，往往最先想到是朋友的名字，进而不自然联想到他的酒量而心中发怵。他乡遇故知的良愿远超想要探寻的美景。大家愉快地聊起过往，轻松回忆许多年前的某件小事，问你记不记得，不管记不记得，你都会开心地笑着。

因为亲近的归属关系，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来的老师和教职工成为原来单位借调的主力军，此外还有中新社、系统单位、积石山的同事。当工作结束的最后一天，他们会挨个办公室同大家道别时，我们便一次又一次感叹：“真快啊，这几年。”

于是我们用力回忆，可能会想起他们第一天在司秘陪同下挨个办公室与大家见面的点滴，有些拘谨，有些激动，他们会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单位，多余的不问也不会说起。

不会说自己已经在那边火速交接完了工作，不会说家里的孩子走的时候都没来得及交代，不会说坐的今天头一班飞机赶来，到现在还没落脚，不会谈及任何困难，甚至放下包就要开始熟悉工作，领电脑。

然后，一呆就是一两年。

这不是容易过的一两年，年轻的虽然没有包袱但青春时常躁动，拖家带口的最挂念幼小的孩子和亲人，即便站在比自己原来更大的平台，更靠近顶层设计的站位，更具锻炼价值的工作内容，更多元化的思考，却也敌不过那夜幕降临后的孤单。

那真是好久没体验的孤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远离熟悉的亲人朋友饭菜。所以入夜之后亮灯的办公室，往往都是那些借调的同事，与白天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可以一边开着音乐一边继续加班，偶尔还能串串门。

来自南方的同事常会与我抱怨这乏味的京城夜生活，人本来就疲惫，晚上想要放松却常发现一街死寂。“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睡觉最早的时光”，很多人这样给我开玩笑。

到了周末，华文学院的宿舍便热闹了起来，那时还管得不太严格，大家便凑到一屋，一人拿出一个擅长的饭菜，热热闹闹地聚餐起来，有时打个牌，玩个狼人杀什么的。

虽然见不到家人，但突然有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年纪稍大的仿佛也年轻活泼了许多，大家插诨打科的，碰见谁过生日，没有回家的节日，懂得照顾年轻干部的领导有时会突然出现，意外地拿着礼物，整个楼道里便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也听说，有青年男女终成眷属的，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最后还是回归了自己的轨道。虽然有的已经离去久远，早已不适应那里的人情世故。但还是不得不自己克服这种落差，在决定安身的城市，找到中意的人，过起与我们平行的生活，从此变成我们微信里的一个赞。

“大荣结婚了，刚生了孩子”。同事兴奋的告诉我，“这不能算早的”，我们挨个聊起了他们，就像他们在遥远厦门的某个夜晚，聊起了我们一样。

我一开始很讨厌这种制度，日子滴滴答答，平常你不会记得一个情投意合的借调同事还剩多长时间，而到最后一次送别的酒局时，你有时会忍不住失声痛哭。以我们的境遇，即便能在人生其他时候的相聚，也一定不是现在这般的心情。

因为我也感同身受，我一工作就开始借调，而且在一个处室，直接领导是四川的刘姐姐，同事是云南的胡老师，那就像为实现伟大目标而相聚一起的共产国际，体会到了川妹子的“辣味”侨务工作和胡老师的“清甜”侨务工作混合的味道。

刘姐姐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天天给我们一帮刚入职的孩子打鸡血，有时坐一起聊，给我们讲侨务工作的历史，侨办的成立，撤办又复办，聊陈嘉庚、钱学森，聊谢国民的故事，和他们打交道的细节，搞得我们经常十点回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胡老师则温文尔雅的多，他一点点教我办文、办事，甚至连复印机打小册子都要手把手教会。

我还清楚的记得2008年5月12日，当大家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把眼光投向了刘姐姐，打不通电话的她坐在那里愣了整整十分钟没说话，擦了眼角的眼泪站起来时，我以为她会语无伦次，她却喊起来，你们几个的稿子都快一点，马上领导要了，火急火燎。

就这样的朝夕相处，共同历事聚集起来的情感，让每一次送别都是个大工程。所有借调的同事，不分级别大小，都会相聚到单位的大牌子下，用几乎相同的姿势，留下合影，然后坐着车，看挥着手的我们日渐模糊，消失在阜成门内大街的尽头。

这可能是一个常引起争议的制度，但对迫切需要人生阅历，却又被体制相对固化的我们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机会，与人相处，认真做事，学会取舍，习惯分离，每一种滋味都弥足珍贵。

然后你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头也不回的奔向远方，四散发芽，等待那些重逢的夜晚，轻松愉快地交还替我们青春保留的果实。

多美好的一段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