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1999年

Yerka【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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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上班的时候，同事闲谈说起：“今天是澳门回归20年。”然后我愣了一下，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是吗？”

20年，那就是1999年。

那可是1999年。

我用不着仔细回忆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只需要看着这几个数字，就足够惊心动魄。

一个17岁的少年，在一个遥远的湘鄂小镇，守着千古奔流的江水，这便是那时少年全部的世界。

澳门回归没有香港回归那么轰轰烈烈，但即便如此，那时它们对我来说不过只是政治书里的知识点，甚至还不如磁带里朴树的《我去2000年》或是谢霆锋的《1999谢谢你的爱》来得共情。

可能是太过惊心动魄，以至于我用尽全身力气回忆起20年前的十二月，却仍空空如也，我认为还有十天就是新世纪，所有的回忆，好的坏的，都应该刻骨铭心。

可是不是，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朋友给我推荐了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和所有的诺奖著作一样，我以为只是例常地翻阅，遇到例常的晦涩难懂，那就例常地放下，放到有足够闲趣时再看。

可从第一页开始，我就陷入了无穷的震撼，像是从另外一个空间来的降维的声音。

“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通，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曾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通过一鳞半爪，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绝不妥协，国家就是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我们战斗民族要么在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我们一无所知”

“这还是在1991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相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会来临。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拥有了所谓的自由，如今的我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那些坚信逐渐崩塌。”

“在大街上，我遇到身穿铁锤镰刀T恤衫的年轻人，但他们又真的了解那个时代吗？”

我和同事探讨：“一个孩子如果非常正常关爱的环境下成长，她的心理状态应该什么样的呢？”我的同事说，那肯定是“外向、乐观、活泼、自信的吧。”

我说不是，她可能是任何样子的，但是内心一定是无色无味的。

幸运让她成长的根茎如此健壮，可以抵御任何的风吹雨打，虽然还可能有些因为不太敏感而显出的呆呆木木。

而回忆中的一片空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粗壮的根茎。

我们虚构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千年虫，世界末日，是历史滚磨下的芝麻，是十七岁少年的多情和愚蠢，这个世界的崩塌，从来用的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新千年第一天的阳光和1991年12月25日清晨的阳光，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只是你眼里的希望，但对于历史来说，希望什么也不是，都是芝麻。

所以我们幸运地赶上这伟大的时代，便享受这命运的抽签，值得我们痛快地载歌载舞，斟饮美酒。

同龄人过生日，全是快乐中间的小小缺憾，便是这又一年的老去，我们似乎不太愿意像那时拥抱新世纪一样，大步向前，总是扭扭捏捏。

我记不得二十年前12月的细节，终归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说明在那个无知少年的小小世界里，没有太开心的过往，也没有什么苦痛的划痕，一切都如那奔腾的江水，无声向东。

所以即便有时光机，我也不愿乘坐，去那1999年，哪怕是探个头看看，尽管姥爷还健在，母亲还没那么执拗，父亲还没被病痛折磨，风华正茂。

就让那时安安静静，也无风雨也无晴地躺在空白的回忆里吧。

忘了说一句，《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是无法超越的，这是我唯一能够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