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不坏的人

按理说，省会是这个省的骄傲，作为湖北人我应该非常熟悉。

事实恰恰相反，对于武汉，虽然往来那么多次，却比其他任何省会都要陌生，对我来说。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能考到武汉的大学，留在那儿就是人生幸事。

可我，即便那时候也就去过一两次，知道它比我的家乡繁华太多，却从未有任何类似的想法。

从一开始，我就想去北方，可能自己不论从外形还是性格，都更像北方人的缘由吧。

我觉得武汉很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想成为北方荒野上的一匹野狼，不愿意做九头鸟。

所以每次回家经过，都没有落脚和留恋。

直到这次离开之前，有了半天的时间，才突发奇想，想去逛逛。

也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旁边就是东湖，你要想离开东湖，驱车就要半个小时。就去旁边的东湖的一个小景区坐坐。

说湖边找个咖啡馆坐坐，写写东西。

进东湖，问了问景区的人员，然后就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咖啡馆，可惜湖边的座位基本满了，吵吵闹闹，店员说，后面还有个小楼有座位，但是看不到湖景。

虽然有些遗憾，但我觉得凡是不必勉强，顺其自然就好，也就去了。

刚上楼，我就看到了一块牌匾，内心一惊。

陶铸楼？

陶铸？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在哪里听过，又一时想不起来。

坐在那里一查，拍着腿跳起来。

想起来了，小时候父亲带我来东湖的时候曾经说过，当年他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他规划了东湖。

还给我念过朱老总的一首诗，“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

如今站在小楼门口往外看，东湖花红柳绿，风景旖旎，游人如织，一个东湖相当于六个西湖，真的不输。

还有另一层深刻印象，是他的女儿陶斯亮。

想起她的那封写给父亲的信，是那时最震撼人心的血泪家书与时代名篇。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 给我的爸爸陶铸》 是陶铸之女陶斯亮于1978 年 12 月 10 日、11 日在《人民日报》连载发表的长篇公开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字，是文革结束后最震撼人心的血泪家书与时代名篇。

往后的事很复杂，争议很多，我搞不清楚，也没资格评价。

只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曾看到回忆录里陶斯亮和李纳的一段往事。

李讷于1940年出生于延安。在战争年代中，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到了北京后，李讷进入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她很聪明，学习刻苦。1953年，李讷考入了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陶斯亮比李讷小一级，她经常能在校园里见到李讷。

那时候的李讷，穿着十分朴素，喜欢独来独往。因父辈们的关系，有一年放寒假，陶斯亮从北京回广州探亲，毛主席和江青也去了广州，李讷自然也到了广州。在广州，陶斯亮被邀请到毛主席的住处做客。江青喜欢陶斯亮的大大咧咧的性格，想让她和李讷一起玩，顺便纠正一下李讷“老气横秋”的性格。

陶斯亮喜欢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一些，头上经常扎着很多个蝴蝶结，李讷见到她的装扮后，总会称赞道：“好漂亮！”然而，李讷却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都把自己裹在灰暗之中。

陶斯亮与李讷接触下来后，发现李讷有着同龄人没有的那种成熟感。本就是初中生的李讷，看得书都很“高深”，比如，《圣经》、《父与子》。她会根据书里的人物，来映射自己的人生轨迹。有一次，她曾与陶斯亮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

后来，两人上了不同的高中、大学。期间，她们也会书信沟通，了解彼此最近的学习、生活情况。1959年，李讷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因困难时期，营养不良，李讷全身浮肿，生了一场大病，导致休学一年，直到1965年才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李讷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

这一年，陶斯亮去看望了李讷。到了李讷房间后，陶斯亮感到十分简朴，让她记忆最深的是，书架里放满了书籍。李讷和她说，她每天吃饭都是到中南海大食堂去吃。陶斯亮听后，不禁感慨：“当毛主席的女儿太苦了！”分别时，李讷送给了陶斯亮一个外国宠物狗，陶斯亮很喜欢。

陶斯亮最后一次见李讷，是很尴尬的场景。她看到父亲被批斗，一把将李讷送给她的玩偶丢掉了。从此之后，陶斯亮只是在媒体上，了解过李讷的生活。一直到25年后，两人才再次相见，冰释前嫌。（作者：荷塘月色）

【李纳李敏的名字来自“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希望他们少说话，多做事。毛主席曾教导李讷：“干部子弟翘尾巴是吃不开的，尾巴翘不起来，痛苦就来了，改变态度就好了。”】

咖啡馆的饮品不怎么好喝，餐食还可以，一个上午的时间，我坐在窗帘旁的东湖春日边，写完了文章。

往来人的人不少，上楼又下楼，扫上一面，就消失在生命中，大概不会再见。

想到当年陶铸和陶斯亮或许也曾坐在这个窗边，说着那个时代的事。

感慨机缘的巧合和时光的错落。

想想，到最后，我们可能都一样吧，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掩埋在时光里，躲在湖岸后边，也是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