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玩
首先我要表态，坚定支持耿同学，也希望他能注意安全。
当然，一个毕业不了的博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了，不得已而为之，走到这一步，和之前早已消失的那些一样，令人唏嘘。
关于高校的那些事，这些年早就陆续写过一些，不想赘述。
但明白人都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个例，或者说，利益聚集和板结的地方就容易至此。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学阀把住资源，名字排第一位，挤占学术成果。
不奇怪，也并不好玩。
看到问题其实很容易，改变，却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事。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的处理，基本上“一事一办，办完了事”，快速处理，不希望舆论继续蔓延。
但往往，建了很多监督机制，实际上难以奏效。
耿同学说：
五年前，我还寄希望自上而下的“刀刃向内”，因为中美博弈倒逼改革。
但其实，现在看来，是自己幼稚了。
这样的事，最见效的，还是自下而上。
但凡其它领域有人敢这样做，环境会更容易净化。
可是——
我说句扎心的话：
举报者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好的“下场”，举报也解决不了核心问题，不管民众多么渴望和支持。
指出问题的人，特别是公开场合，集体组织体系第一反应，往往是定性于：“可能引发系统扰动的变量”，是用破坏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因为任何集体组织体系从不是简单靠“对错”来运转的。首要目标，永远是生存和稳定。以组织视角看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不是没有人能解决问题，而是，它最先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问题，对集体组织体系的生存是否构成威胁。绝大多数组织体系，主要的精力分配资源分配，放在维持运行的连续性上，而非经常“创新”、“自我否定”、“变革”，并不擅长快速修复偏差。
集体组织体系最欢迎的是温和的改良：解决问题且不破坏体系的人是最优路径。
因此，当修正偏差的成本，高于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时，组织往往会优先处理提出问题的人。
了解了这些，你才会更清楚明白以下：
*你以为只有你看到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只是没说。
*有的人是在躺平，在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
*有的人则是在等待机会，用更成熟的方式，去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说。
*大部分人，工作是工作，不是事业。
*集体组织体系可能有的也看见，但暂时不愿意面对现实。
在集体组织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不慎重考虑说出真相的风险很大，不要觉得这是自己“有责任心”的表现，而是应该等待时机成熟，用合适的方法提出。
这个我也曾在大号写过一系列的文章：
只是，上面所说的，都是理想状态下，还有得缓和的情况下。如耿同学这样，把人后路断了，逼得没办法，那也没什么好讲的。
这件事，不会有太大的结果，尽管新华社等也关注了。
谁被处理了，就是谁，大面上的变化，比较难。
结果非常好预料，很快就会平息，然后内部出一些追查，没了。
说完了。
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说什么学术不端的这些，只是表象。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好玩了？
就像过去我们踢球，踢得是快乐，过程，就是纯粹的玩，可现在，我们需要去研究，踢弧线球拿什么位置触球，如何训练，似乎专业更重要。
社会的一切在以“更专业、变得更好”的名义，发生异化。
就像我前几天写的那篇文章：《一身血两脚泥》原来做农业的专家，是以解决了什么问题改变了什么为乐，为权威，而不是发了多少论文。
今天看了一位心理学者的演讲，正好说到这些问题，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
下文内容摘自《玩耍的意义》：
我就是因为做研究可以去自由探索，自由探索非常的有趣，我才选择去做科研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以前的心理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度，他观察人的行为，提出关于人性的想法。这些假设可能对，可能错，但它们有意思，它们让人思考。
弗洛伊德说人的行为都是潜意识支配的，这种想法根本无法验证，但这是他纯粹的创造力。心理学上马斯洛讲需求层次的理论，这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的研究做法就是靠奇思妙想、靠观察、靠对人天然的好奇心。
那个时候做研究没有那么多规矩，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做研究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变得非常的刻板。问题一定要新颖，研究要规范，样本量要足够，统计要显著，变量要用别人成熟的。发表过的量表、结果报告格式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
现在的学术圈大家在做什么？说实话大部分人就在堆变量，找资源用成熟的量表测一大批人，越多越好，排列组合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越多越好，模型越复杂越好，人越多越好，数据量越大越好，这就能发表。
说句不好听一点，很多研究就是在生产学术垃圾，虽然惭愧我自己也一样，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东西，我这人没什么资源，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资源型研究和排列组合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就想发挥点创造性而已。但不行，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去灌水，我就没法凭职称、没法申请经费、没法拿到学术帽子、没法在这个系统里生存，所以我不得不做那些我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的事情，还常常抱怨身不由己，没有办法。
这和我最初决定做学术的时候享受的那种思维玩耍和概念游戏完全不同了，你们能想象这种感觉吗？你是一个学者，你应该在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但现在已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重复同样的操作，同样的产品生产，一样的。学术的变化是一样的，足球从一种游戏变成一场战斗，学术从一种探索变成了一种生产。
马克思的回答非常的悲观，在理性化的铁笼里意义一定会消失，剩下的只有效率和功力。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预言我觉得它成真了，足球现在就变成了精密的仪器，学术就变成了工厂流水线，吃饭变成了打卡，恋爱变成了匹配，学习变成了刷题，游戏变成了上分，一切都被理性化了，一切都被手段化了，不好玩。
活着是为什么？意义在哪里？心理学家艾利克・弗洛姆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心人的心理状态，关心每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保持人之为人的感觉。弗洛姆说人要两种生存方式，一种叫拥有，一种叫存在。
什么叫拥有的生存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东西当做人生的目标，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子，有多高的地位，价值取决于拥有多少东西。拥有的方式在今天无处不在，评判一个人首先问的是有什么？是博士吗？有房吗？有车吗？年收入多少？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是先说是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头衔，取得过什么成就。
弗洛姆说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永远不会满足，钱可以花掉，房子可以失去，地位可以被取代，而且总有人比你拥有更多，一山更比一山高吗？永远没有尽头的。
更重要的是拥有切断了和世界之间的真实联系，买了一件新的衣服，拥有了这件衣服，但真的和这件衣服有联系吗？吃了一顿美食，拥有了这个体验，但这个体验真的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吗？在拥有的模式里，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和物品的关系，体验世界的方式变成了消费世界的方式，拥有很多东西却越来越空虚。
什么叫存在的生存方式？弗洛姆所说的存在不是简单的不拥有某些东西，而是指一种生命的姿态。存在的方式把体验当做人生的目标，感受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成为了什么样子的人？价值取决于生命体验有多丰富，存在有多真实。存在的模式不是拥有爱，而是去爱，不是在银行存款，而是在体验生命的丰盛。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害怕失去了，所以我们才拼命的去拥有，我们是不是太害怕死亡了，所以我们才拼命的去成功。我们把人生变成了一场追逐，追逐财富，追逐地位，追逐成功，我们以为追到了就会幸福，但是追到了之后我们发现幸福很短暂，我们又要去追下一个目标，我们永远在追逐，永远不满足，永远不快乐。
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境：
在这台精密的评价体系中，容错率很低，每个人都很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无法生存。
你做了再多的事，再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体系的标准中，你就是loser。
学生时代，成绩不好，你就啥也不是。
进入社会，你没钱没房没车，你就没有发言权。
学者你没发表论文，就非升即走。
没有帽子，你就没有资源。
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很难有人真正去做科研。
所以，不光光是学者的问题。
当整个社会都习惯问“有什么用”，“想那么多干吗？赚钱就是了”而不问“有没有意义”“好不好”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都必须去玩那个游戏。
因此，足球不允许失误了，孩子不允许考试失败了，体制内不允许“不进步”。
失误变得不可接受，以至于我们不敢失败，不敢冒险。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没有人有余闲，大厂末位淘汰，大学非升即走。
但是，这种体系，恰恰会杀死人的创造力。
创造力，来自于心理的安全感。
因此很多人只会去做那些安全的事情，安安心心走形式，但安全不会带来创新，只会产生同质化。
人与人越来越一样，恶性循环。
现在，除了精密化的评价体系，AI时代，又在加速这个过程。
AI 可以写论文，而且写得比我们快，比我们好；AI 可以踢球，而且踢得比我们准，比我们稳；AI 可以做一切标准化的事情，而且做得比我们更高效，更精准。但是 AI 不会玩耍，AI 不会因为踢歪了球而哈哈大笑，AI 不会因为和朋友一起玩耍而感到快乐，AI 不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灵气和原始的快乐。
现在看来，这个时代正在迅速到来。
AI即便没有进入AGI，仅凭现在的能力，就足以超过大多数人的能力水平，它完全可以胜任任何标准化的工作，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十几年慢慢发生变化。
整个世界都在被快速解构和重塑。
不会太长时间，五年内吧，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人类完全没见过的世界。
我只是觉得，四十多岁了，跑了很久很久，我想认真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世界真的不好玩。
康德对美的理解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你做一件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不是达到什么外在的目的，才是人之为人最纯粹的证明，更是AI做不了的事情。
最后，送大家一首诗，早睡，晚安。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
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
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
你人生的一切才真正开始。
——纪伯伦